宣教士-丁韪良

一、宁波十年

丁韪良是美国长老会一位牧师的儿子,大学与神学院毕业后,带着新婚夫人来到中国·宁波是美国长老会在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区,由麦嘉缔医师(Dr. Divie B. McCartee)在1844年所建立。1850年丁韪良夫妇来此时,已粗具规模,不但有教堂,还有学校与印刷设备·丁韪良学习语言的能力很强,很快就学会宁波话,而且可以用流利的宁波话讲道·昕众对他的讲道反应热烈,常在离去时发出”听道比看戏还有趣”的赞叹。后来他将讲稿汇集而成《天道溯源》一书,广受欢迎,从1854至1912年,该书以中文、日文和韩文印行了三十余版。在1907年”广学会”举办的一次投票评选活动中,<天道溯源》被选为最佳中文著作。凡事起头难,宣教事工尤其如此。美国长老会在宁波最初二十年的努力,先后参与的男女宣教士共计二十四人,结果受洗的中国成年信徒正好也是二十四位,进展缓慢可以想见。而在教会墓园中,宣教士及其子女的墓碑却一块块竖立起来。虽有这些遗憾,宁波十年对丁韪良而言,仍然是充满祝福与值得回忆的经历·虽然后来他住在北方的时间比南方长得多,但在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中,他花在回忆南方时期的篇幅,竟与北方时期不相上下,可见他多么珍情这最初的十年。不过在此同时,他也看见中国的需要,不仅在于领受基督信仰,也在于培养一种新的世界观,而介绍国际公法、科学新知,以及投身教育工作,就成为他此后努力的方向。

二、译介国际公法及西学

丁韪良首次参与的外交工作,就是担任美国使团的翻译人员,参与签订英法联军之役后的天津条约。中美天津条约第二十九条所谓的宗教容忍条款,就是丁韪良与卫三畏(S. Wells Williams) 两位宣教士悉心斟酌字句下的结果·英法联军之役后,丁韪良开始翻译国际公法为中文,他选用惠顿(Henry Wheaton)的原著,是当时最新和最通用的国际法名著。除翻译最新的西文著作外,丁韪良也到中国古籍中,挖掘类似国际法运作的事例,编成英文的《中国古世公法论略> (International Law in Ancient China),由汪凤藻译为中文。丁韪良在华六十六年,好学不倦,著述不辍,除国际法外,也广泛地介绍各类西学。例如《格物人门》是由丁韪良自著,而非翻译,共分为七卷:水学,气学,火学,电学,力学,格物测算·该书出版后,受到士大夫的欣赏,并很快传人日本·又如《西学考略》,是丁韪良应总理衙门之请,趁回美国述职之便,游历英、法、德、义等七国,观摩教育制度,考察科技新知,以供中国参考。该书分为两卷,上卷为丁韪良游历各国的散记,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社会的全貌,包括自然风光、名胜古迹、文化生活、科技进步、经济发展、教育状况和国际关系等,堪称一部袖珍百科全书,有重要的参考价值·他在介绍爱迪生发明多项电器后,特别提到西方国家的专利制度,是对发明者的保障和奖励. “国家设有专利,每创一器准照独售,不惟在本国得享其利,在他国亦得请照,故格致家既著令名,往往可以致富,盖国家护庇而鼓舞之也.” 这段话也许是专利制度首度在中国提及,格外值得注意·下卷分两部分,第一部分介绍西学的历史,从古希腊学术讲起,一直到达尔文的进化论,包括哲学、数学、物理学、天文学、化学、动植物学·第二部分关于西方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·

三、掌教同文馆与京师大学堂

1863年丁韪良正式进驻北京,希望从中国的首都,从中国社会的顶层,展开由上而下的宣教事业。之后不久,就在英籍总税务司赫德(Robert Hart)的大力赞助下,设立了一所名为”崇实馆”的学校,该校绵延至今,就是北京市第二十一中学·但这所学校当时未能获得差会的重视,无论是要求增派师资,或在校内附设小型博物馆的计划,虽经丁韪良再三提出,均如石沉大海,毫无回音·然而,这所当时看似经营失败的学校,却在创校将近一百年后,对差会提供过莫大的回馈·在1997年出版的《美国长老教会在华宣教史》上,记下这样一段动人的故事:在1950年代之初,差会收到一张一百万美元的支票,寄发者是一位匿名的中国人。他自称是北京崇实馆的毕业生,该校由丁韪良在1864年设立·他为所接受的教育感恩,因为使他得以从事进出口贸易,并因而致富。他发觉宣教士们将黄金岁月付诸异乡,往往落得退休后无处栖息·于是差会用这笔奉献为退休的宣教士建屋,就是座落在加州Duarte的Westminster Gardens.(注:该庄园至今仍在使用中,已服事过一千一百名宣教士。据该庄园的网站记载,这位中国商人的名字可能是Frank Shu)。丁韪良对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最大贡献,应是先后出任同文馆与京师大学堂这两所国立教育机构的总教习。同文馆成立于1862年,最初只是清廷为因应外交需要,训练翻译人员的机构,后来逐渐提升目标,成为培育国家人才的基地·仅就清末民初的外交舞台观之,同文馆的毕业生中,担任出使大臣或驻外公使的就有七位·丁韪良先是应邀在同文馆教英文、国际公法,后来出任总教习达二十五年(1869-1894)之久。总教习的职务大抵相当于后来大学的教务长,举凡课表的制定与实施,对教习的监督与稽查,各项定期考试的执行,统筹编译教材等等,都在他的权责照管之下·1898年清廷在维新运动的高潮时期,设立京师大学堂,不仅是全国最高学府,也是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,统辖各省学堂·丁韪良又被聘为总教习,等于扮演首席外籍教育顾问的角色·不过,丁黯良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时间只有三年多,期间又经历戊戌政变与庚子事变等动乱,因而他对京师大学堂的影响远不如同文馆大。庚子事变后,他又应湖广总督张之洞之请,前往武汉任两湖大学堂总教习,也因此才有机会与杨格非、戴德生两位老朋友,在汉口拍摄本文起首所提及的那张相片·

四、北京使馆历险

1900年夏天爆发义和团事变,丁韪良也身陷北京使馆区内,度过了五十多天被围困的惊险日子·一生在中国推动国际法的老者,却亲尝中国罔顾国际法而带来的苦果,他心中的失望与愤怒可以想见,也因此他在事后的言行确有一些不当之处·例如,事变后他回美国一趟,上岸时刻意穿着被围时期所穿的一套衣服,肩上还挂着防御时所使用的枪枝,果然引起旁人的好奇询问·又如,他在书中公然建议,向清廷索取海南岛作为立足点,以增强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力;这样的言论,难免会受到后人严厉的谴责·但是丁韪良并未对中国绝望,也不想留在美国与儿孙团圆,当中国的邀请再次来到,他立刻再度束装来华,终于老死中国,葬在北京,并创下外籍宣教士在华长达六十六年之久的罕见记录·

五、由上而下的宣教策略

基督教在华宣教策略向来有两条路线的说法,其一就是以”内地会”戴德生为代表的大众路线,也就是以最快的方法。在最短时间内,让最多中国人信主,一切只为抢救灵魂,其余皆无关紧要·另一条是以”广学会”李提摩太为代表的精英路线,也就是透过教育、出版等长期性的经营,赢得中国的知识份子,改变他们的世界观,为接受福音铺路。丁韪良所选择的,当然也是这种由上而下的宣教路线,而且表现得可圈可点,成就非凡。其实宣教是针对全人的工作,不宣勉强划分路线,更不该一昧排斥异己。无论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,只要不是异端,都应心系神国,彼此包容。试看戴德生与丁韪良二人,一度为祭祖问题的立场不同,在1890年上海的宣教会议中针锋相对,却在宣教生涯的黄昏时刻,一起出现在老照片中,这真是一幅令人感动的画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