宣教士-安美瑞

持久的兴奋

安美瑞在谈到她在中国服侍的十多年时,仍然是那么兴奋 —纵使那已不知是第几次谈到她在中国的日子。毕竟那不是平凡的经历,若没有神的保守带领和人的安静顺服,在1938年至1951年期间,中国经历日本入侵、两党内战、经济崩溃、粮食缺乏、天灾、疾病,日子是怎样熬过来?她从收藏「宝贝」的地方取出一个小锦盒来,打开,里面原来是一块精致的金属纪念币,是一个从上海到雪梨开会的银行家送给她的。然后带出一个令人兴奋的小故事。她说,一天,有人来找她。门打开,是一个步入中年后期的男士,一看见她便喊她老师。原来这人是安美瑞在中国教英文时的学生,目前是中国一家大银行的高级干部。知道要来澳洲开会,便想尽办法打听她的下落。到达后特意来找她;二人相见都感动得不得了。安美瑞还记得起他。曾经一段时间她在中国浙江省一面教书,一面传道,盼望年青人悔改归向神,他是其中一个当时与她颇亲近的学生。「他目前是银行的高级人员,自然觉得不便公开自己的信仰,但我知道在他里面,他仍然是相信神的。」安美瑞十分有信心地说。对于这一个老远来探望她的学生所带来的礼物,她自然珍而重之,因那是代表一份深挚的情谊和年青时候那段不一样的经历。

母亲的祷告

安美瑞于1915年3月在澳洲新南威尔斯(New South Wales)的乡间出生,是家中头一个孩子。母亲没有受过多少教育,却十分爱主。及至她们一家人搬到雪梨居住,她的母亲在教会的熏陶下,开始关心宣教士,为他们祈祷。她又特别关心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,常带安美瑞到内地会的聚去,让她从少认识中国的需要。16岁那年,安美瑞在一个青少年人的奋兴会上立志要为主作工。从此「中国」这个名词不断在她耳际响起。她起先很不情愿,因为中国是那么遥远、落后、环境恶劣。但神在她身上动工,圣灵的感动使她顺服下来,答应呼召。中学毕业那年,她向母亲透露要到中国宣教的意念,她的母亲竟同时向她揭露一个埋藏心底很久的秘密,使安美瑞吃惊不已。内地会创办人戴德生于1890年访问澳洲,分享中国的福音需要,并希望有宣教士与他同往中国。在戴德生的感召下,有12名宣教士与他同往上海。安美瑞的母亲在这段时期亦盼望到中国宣教,可惜遭到父母强烈反对。此后,在她心内私下许了一个愿,希望奉献第一个孩子给神作宣教士。神果然听了她的祷告∶安美瑞顺服神的带领,愿意到中国事奉。神亦很有系统地训练安美瑞到中国宣教∶中学毕业后,接受护士训练,稍后到神学院受训,才加入差会,等候安排。

主里最安全

安美瑞于1938年9月14日于雪梨环形码头(Circular Quay)出发,乘船前往中国。当时的她只有23岁,独自一人上路。原本差会要派两个宣教士赴中国,但另一人觉得神是呼召她去印度,所以没有同行。在往后的日子,多次出远门,安美瑞都是孤身上路,只能单单倚靠神。

回忆当时到中国传福音的情景,她说,在中国传福音,的确十分富挑战性。抵达上海,初次体会战争的残酷。日军侵华,于1938年,单上海一市便有35万人无家可归,每日平均有100人死于街头;粮食奇缺。抵上海未几,安美瑞即辗转前往北京,学习中文和中国历史,在这里更尝到差不多成为战犯的滋味。北京被日本人占领,澳洲人虽未致被囚禁起来,但也受到监视。没有人敢公然卖食物给她,但神一直看顾她,有弟兄姊妹给她接济,亦把握时机静悄悄帮助她离开。在日军的侵袭下,安美瑞和其他中国人一样,常常要「走警报」,逃到防空洞躲避日军战机轰炸,有时甚至要逃到另一地方避乱。安美瑞说,她在小孩子的时候,很怕听烟火和爆竹燃烧的声音;神却安排她到中国,经历战乱,常常听到比爆竹声更响、更惊心动魄的声音。然而行在神的旨意里最安全;若没有主的许可,没有一样事可以临到我们。

教会蒙难与复兴

克服文化和语言上的差异也不简单。到北京,安美瑞学习的是国语。第一个工场却是浙江省临海县,这里是她实习的地方,帮助一位女传道牧养教会。在北京学的官话派不上用场,又要重新学习当地语言。在临海的事奉既新鲜又满有神的祝福,日军来侵的威胁虽然从不减少,敌人的轰炸机经常在上空出现,但神仍加添人数给她们,亦有本地人帮忙工作。安美瑞除传道外,亦教英文和圣经,藉与年轻人接触,将福音介绍给他们。可是日本人真的要占领临海,战事日坏。差会要传教士撤退,安美瑞就以步行、坐轿子、乘军车或货车,辗转3,000多哩,由中国东部沿海到西南内陆昆明,再乘美军战机到印度的加尔各答,转乘轮船回国。那是1945年。战后,安美瑞再返回中国。这一次的工场在浙江较大城市绍兴,在一所中学教书,一面传道。有许多青年学生归向耶稣,又目睹福音大大兴旺,有很多有恩赐的主仆起来。大批大批学生接受福音,并立志为主作工。安美瑞的教会人数亦与日俱增,只是「时间将尽」,共军于1949年4月控制绍兴,全市进入新的纪元和制度。中国政权易主后,安美瑞还能在绍兴工作一段日子,但情况越来越不许她留下来。若她坚持不走,会带给中国同工很多麻烦,遂于1951年初决定返国。回国后,雪梨教区委她为首席女传道人(Deaconess),翌年又委派她作圣公会女传道人培训学院校长,直至1975年退休。接获委任为校长时,安美瑞感到很战兢,其一当时她只有36岁, 出掌此职未免过于年轻;其二,她认为比她更称职的大有人在。然而,会督用一幅世界地图鼓励她,说她虽然已在宣教前线退下来,仍可藉著教育,训练更多神的工人,到世界各地宣扬神的国。

重访中国

退休后,安美瑞在教会的事奉没有停止。她在好几个教会机构委员会内担任委员,亦在圣公会的退休人士寓所当舍监。神恩待她,虽年逾70,仍于1985及86 两年,先后重返中国探望经济开放后的中国教会。到过福建和浙江,更重访绍兴。30多年前她的一位初信学生如今已作了传道人,礼拜堂每星期座无虚席,叫人雀跃。会众也感到兴奋吧,这位满头银发的老人,竟能操一口流利的绍兴话。虽是澳洲人,当年与他们的长辈曾一同背负危难;又曾将一生最好的光阴,为神的缘故,献给中国人。

1991年安美瑞再一次访问中国教会,此时中国教会的人数估计已达数千万人。教会的长执不再只有老人家,年青人亦起来事奉。当年安美瑞离开中国,悲观之情弥漫教会,以为中国福音之门已关闭。40年后重游旧地,中国教会竟成为全球发展得最快的地方,喜乐充溢老姊妹的心。安美瑞可以作见证,有这一天,是神的作为;是神引导众多宣教士当年的「佳美脚踪」走过来的成果。

参考资料∶ 安美瑞在华宣教的传记 Going It Alone(Margaret Yarwood Lamb, Aquila Press 1995)